刘青石回忆：一场可避免的撤离与台湾地下党的覆灭

1950年2月4日傍晚，台北松山机场的一架军用运输机准备起飞。机舱里坐着一位着旗袍的中年女子朱枫，公开身份是来台探亲的“陈太太”。几分钟前，她由空军司令部参谋王济甫护送登机，航向舟山定海。飞机腾空时，她回望台北，不知道自己选择搭军机离开的路线，后来被人评价为“致命的错误”。

这个评价来自刘青石——台湾地下党最后一个被捕后仍幸存的人。他回忆说，若朱枫当时能采用他设计的撤离方式——乔装乞丐、混入采菜队伍、或者乘渔船出海——那么蔡孝乾可能不会落网，吴石也不至于牺牲。刘青石把这句话看作1950年台湾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的关键注脚。

刘青石原名刘英昌，1923年生于基隆八堵。日据时期的童年让他亲历殖民当局的粗暴镇压：街头盘查、体罚百姓，这些经历深深刺痛了他。1940年，他与同学策划对日军下毒未遂，被宪兵逮捕，遭受吊拷、灌水等酷刑，但始终不供出同伴，被关押45天后释放。日本战败后，他和台湾民众一同走上街头庆祝；然而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后，横行抢掠、军官敛财的景象让他大失所望，二二八事件时看见屍体被麻袋装走的情景更令他绝望。 球友会

1947年，在吴克泰介绍下，刘青石结识了当时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。听闻蔡曾参加长征，刘对他极为崇敬，很快加入共产党，成为蔡的专属联络人，代号“老郑”。他以商人身份掩护往返台海，鞋底夹带胶卷，传递情报与资金。1947至1949年间，他多次完成这种危险的交通任务，熟悉台海间的秘密通道。1949年4月，他奉命将重要情报从台湾带到上海，途经香港，送达华东局；随后又数次收集并传出国军驻台兵力部署、海空军配备等关键资料。

1949年底，国民党对地下组织展开大规模清剿，刘按部署先撤往香港。但不久后，香港地下党负责人万金光找到他，要他在十天内回台安排撤离，因为蔡孝乾和朱枫面临被暴露的危险。明知回台凶险，刘仍答应回去处置。

返回台湾后，他曾潜匿于花莲月眉山的坟地，与四名同志藏身于棺木与墓穴之间，由家人夜间送饭充饥。一次国军搜索墓区，搜寻者就站在他藏身的棺旁抽烟，那种被逼入绝境的恐惧至今让他记忆犹新。在这种生死边缘，他与蔡孝乾取得联系，并设计了一条土法而实用的撤离路线：借一艘走私船为掩护，船底焊制暗舱，可藏下三人，以走私蔗糖为幌子，船舷上画三只海鸥作为暗号。 球友会

这一系列安排，体现了地下工作者对隐蔽与灵活性的极端依赖。刘青石认为，朱枫选择公开搭军机离开，暴露了过多风险与目标性，因而成为后来一连串失败和牺牲的导火索。这段经历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选择，更折射出当时台湾地下党在敌强我弱、情报与撤离通道受限情况下，如何在生与死之间做出艰难抉择的全貌。